第308章 李训：谋倾禁闼，梦碎甘露（1/2）

大唐宝历年间，长安城的朝堂早已不复开元盛世的恢弘气象。

安史之乱留下的创伤层层叠叠，藩镇割据在外，宦官专权于内，牛李党争又把文官集团撕扯得四分五裂。皇宫之内，皇帝的废立生死，时常握在一群手握神策军兵权的宦官手中。就在这团混沌的乱局之中，一个名叫李仲言的年轻人，正悄然登上历史的舞台，日后，他将改名为李训。

李训出身名门，是肃宗朝宰相李揆的族孙，实打实的陇西李氏子弟。史书描写他，形貌魁梧，身材高大，神态洒脱不羁，口才极为出众，反应敏捷，最擅长揣摩旁人心中所想。这种人，天生就适合混迹官场博弈，既有士族子弟的学识底蕴，又带着几分不受礼法束缚的狡黠与锐气。

少年时期的李训便考中进士，顺利踏入仕途。靠着家族门第，先是担任太学助教，又进入河阳节度使幕府做幕僚。如果按照安稳剧本走下去，凭借家世与才辩，他本可以顺着官僚体系慢慢爬升，做一名循规蹈矩的士大夫。可李训骨子里，从来就不是甘于平淡的人。他野心蓬勃，热衷权谋算计，尤其崇拜自己的从父，当朝宰相李逢吉。

李逢吉在当时朝堂是响当当的人物，精通结党排异，在宰相位置上翻云覆雨。李逢吉十分赏识李训，觉得这个侄子心思缜密，善于谋划，很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都愿意找李训商量。在李逢吉的庇护之下，年轻的李训行事愈发张扬，热衷于介入朝堂倾轧，也为自己后来的厄运埋下伏笔。

宝历年间，一桩“武昭案”轰然爆发，直接改写了李训的人生轨迹。武昭本是一位不得志的武官，和宰相李逢吉结下私怨。一次醉酒之后，武昭口出狂言，扬言要刺杀李逢吉。这话辗转传到李训耳朵里，他觉得这是扳倒政敌李程的绝佳机会，便联合茅汇等人，想要借武昭这件案子，罗织罪名，大肆构陷对手。

可惜计谋没能完美闭环，事情很快败露。朝廷彻查此案，武昭被处死，参与构陷的一干人等全部被追责。李训作为核心参与者，罪责难逃，被判长期流放岭表。岭南在唐朝是蛮荒烟瘴之地，无数官员流放至此，便再也没能回到中原。一纸流放令，昔日风光的士家子弟，瞬间沦为戴罪逐臣，背上行囊，踏上前往南方的漫漫苦途。

流放的岁月是难熬的。没有高官厚禄，没有亲朋环绕，每日面对湿热气候与陌生的风土，生与死全凭运气。但李训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身处绝境，他依旧在默默观察天下大势，等待能够翻身的机会。

没过多久，唐敬宗被宦官弑杀，唐文宗李昂登基，新帝即位大赦天下。借着这次大赦，李训终于得以从岭南返回中原。刚刚北归，还没来得及筹划复出，又遇上母亲离世。按照古礼，他必须守孝丁忧，于是便定居在东都洛阳，蛰伏待机。

此时的洛阳留守，正是他的从父李逢吉。李逢吉被罢去宰相之位之后，心中始终不甘，日夜盼着重返长安，再次执掌相权，心中对裴度等政敌仍旧耿耿于怀。闲居洛阳，常常郁郁不乐。李训一眼看穿长辈心底的执念，他仔细研判长安格局，心中生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彼时长安城里，有两个人物风头正盛。一个是大宦官王守澄，手握神策军，拥立新帝文宗，权倾朝野；另一个便是郑注。郑注出身低微，精通医术，靠着王守澄的赏识，游走于权贵之间，人脉遍布宫城内外。李训对外感慨，如今掌权的士大夫，大多拘谨龌龊，唯有郑注爱惜人才，又有宫内靠山，可以与之共谋大事。

他主动前去结交郑注，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回到洛阳之后，李训向李逢吉打包票，说自己和郑注交情深厚，可以打通这条关节，帮助李逢吉重新回到中枢。求官心切的李逢吉大喜过望，拿出数百万金帛珍宝，尽数交给李训，让他带着巨额财物西入长安，重金贿赂郑注，打通门路。

这笔重金起了作用。郑注收下厚礼，十分高兴，便在王守澄面前极力夸赞李训的才干。王守澄也听闻李训博通《周易》，口才卓绝，便把两件事一同禀报给唐文宗：郑注擅长医药，李仲言精通经学，两个人都是奇才，希望陛下可以召见。

不过此时李训还处在丁忧守孝期，身着丧服，按礼制不能够出入皇宫。为了能够进宫面圣，李训换上军装，对外化名为“王山人”，跟着郑注，悄悄进入大内，拜见唐文宗李昂。

这一次见面，成为李训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唐文宗李昂，是整个晚唐最特殊的一位皇帝。他生性节俭，酷爱读书，一心想要重振大唐荣光。可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等人拥立坐上皇位。往前看，他的祖父唐宪宗，兄长唐敬宗，全都死在宦官手中。皇宫的北司，也就是宦官集团，牢牢把持神策军，皇帝更像是一个被软禁在皇宫里的囚徒，处处受制家奴。

此前，文宗曾经秘密和宰相宋申锡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可惜计划泄露，宋申锡反被宦官诬陷，贬死外地。经此一事，宦官们戒备更深，满朝文武，人人畏惧北司，大臣们不敢再轻易触碰诛除宦官这件事。文宗心中愤懑耻辱，却找不到可以信任托付的朝臣，只能把一腔心事压在心底。

就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他见到了化名王山人的李训。大殿之内，李训抛开世俗官职身份，为皇帝讲解《周易》。他辩才滔滔，见解激昂，极善于体察皇帝的心思。很多话，刚好说到唐文宗的心坎之上。几次交谈下来，文宗暗暗称奇，认定此人是难得的奇才，内心已经生出重用他的念头。

守孝期结束之后，李训正式解除丧服。太和八年，昔日的流放罪人，被朝廷起用，补四门助教。不久之后，文宗直接在内殿召见，当面赏赐给他绯衣与鱼袋，这是中级官员才能够拥有的荣耀。同年十月，再升为国子监周易博士，充任翰林侍讲学士。

进入翰林院那一日，皇帝给予极高礼遇，专门赐下御宴，还调来二十名宫廷乐师到院中演奏法曲，用来彰显恩宠。这份提拔速度，在整个大唐朝堂都极为惹眼，几乎是火箭式飞升。

如此破格起用一名有流放前科的罪臣，朝堂之上立刻掀起巨大反对声浪。给事中郑肃、韩佽等官员接连上书劝谏，直言李仲言品行有亏，从前卷入党争构陷，劣迹昭着，万万不可安置在天子身边。就连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也坚决表示反对，认为李训本性狡诈，不可委以信任。

但是唐文宗心意已决。经历宋申锡失败之后，朝堂上大部分老臣，要么畏惧宦官不敢行动，要么深陷牛李党争，各怀派系私心。在文宗眼中，李德裕、李宗闵这些宰相，都不能够全心全意帮自己解决宦官这个心头大患。反而是李训，没有盘根错节的旧朋党，思维大胆，敢想敢做，仿佛是上天送到自己面前的一把利刃。

皇帝的坚持，压下了满朝的非议。李训就此留在皇帝近侧，频繁出入禁中。

但李训很清楚，自己的这份恩宠，根基并不稳固。他的引荐人是宦官王守澄，可皇帝内心深处，最想要除掉的恰恰是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他夹在天子与权宦中间，每一步都是走钢丝。

最开始，王守澄以为李训是自己一手举荐上来的人，属于自己阵营，对他不加防备。李训表面之上，对王守澄恭敬有礼，处处顺从，暗地里，却完全站在唐文宗一边。他和郑注，慢慢成为文宗两个最核心的秘密心腹。皇帝屏退所有旁人，把埋藏多年的心愿全盘托出：铲除宦官势力，收回皇帝的兵权与威权，廓清朝廷积弊。

李训听完之后，当即慨然领命。一个宏大的“太平之策”，在几个人的密谈之中成型。这套计划分为内外两步：对内，诛除盘踞宫禁、手握禁军的宦官；对外，削弱地方飞扬跋扈的藩镇，整顿朝堂朋党，一步步恢复大唐中央权威。

理想听起来无比壮阔，可现实条件处处捉襟见肘。朝廷的核心禁军神策军，完全掌控在北司宦官手里。南衙的文官手里，几乎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想要诛杀手握重兵的宦官，风险大到难以想象，一步出错，便是身死族灭。

李训与郑注，就此开始布局。他们深谙宦官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充满矛盾。王守澄权倾朝野，却和另一位宦官仇士良积怨很深。李训向文宗献策，采用分化离间之计，刻意拔高仇士良的地位，任命仇士良担任左神策军中尉，分割王守澄手里的兵权。用宦官去制衡宦官，借力打力，一点点架空王守澄的实力。

朝堂之上，李训借助皇帝的信任，快速搅动人事格局。李德裕、李宗闵两大派系的官员，接连遭到贬谪驱逐。大量官员被安上朋党标签，逐出京城。短短时间，朝堂人事发生剧烈洗牌。很多后世史书批评，这段时期李训借机排除异己，安插自己的心腹，朝堂秩序大乱。

客观来讲，一部分调动，是为了扫清阻碍诛宦大计的阻力，但不可否认，当中也夹杂权力私念。李训快速扩张自己的势力，把大量亲信安排到关键岗位。罗立言出任京兆少尹，掌控京兆府的治安力量；韩约担任金吾大将军，掌握金吾卫；郭行余、王璠，分别被任命为邠宁、太原节度使；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这些人，全部成为后续行动的关键棋子。

太和九年，李训再度飞跃，升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正式拜相。昔日流放岭表的罪臣，短短数年，坐到大唐宰相的位置。登堂拜相之后，李训声望达到顶峰，朝野瞩目。

拜相之后，他们继续推进既定计划。先是清算当年谋害唐宪宗的凶手宦官陈弘志，设计将其诛杀。紧接着，对付最大的目标王守澄。朝廷表面晋升王守澄为神策军观军容使，看似尊崇，实则彻底剥夺他直接掌握的军权。权力被掏空之后，朝廷派出使者，一杯毒酒，终结了四朝权宦王守澄的性命。

作恶多年的王守澄伏诛，朝野上下为之震动。这一步的成功，极大助长了唐文宗、李训的信心。可危机也随之而来，王守澄虽死，神策军依旧牢牢攥在仇士良、鱼志弘等其余宦官手中。这些宦官久经宫廷斗争，心思狠辣，见识过一轮又一轮权力厮杀，远比王守澄更加警觉。

最初李训、郑注原本定好一套稳妥方案。郑注出京担任凤翔节度使，到凤翔之后挑选数百精锐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之日，按照礼制，京城大小宦官都要出城送葬。届时郑注带领亲兵，借着护卫葬礼的名义，在城外一举把所有出宫宦官全部铲除。这个方案，有地方精锐部队作为依仗，计划周密，成功率相对更高。

可是就在万事筹备，等待葬礼到来的节点，李训内心发生了动摇。

权力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智。

连续几次重大胜利之后，身居宰相之位的李训，心态悄然发生偏移。他心里清楚，按照原定计划执行，铲灭宦官这份盖世大功，最大的功劳将会落在手握凤翔重兵的郑注头上。李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他与郑注，本是互相借力的盟友，却并非牢不可破。两个人都智谋过人，同样野心勃勃。当初能够联手，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宦官；可如果大功告成，两个人之间就会变成权力竞争者。李训心中生出念头，想要抢下这份首功。如果自己在长安城内抢先动手，直接剿灭宦官集团，那么大功归于自己，事后还可以顺势连郑注一并压制，甚至除去。

这个想法一旦滋生，便再也压不下去。李训决定，抛开之前和郑注共同敲定的城外葬礼方案，提前在长安宫内发动行动，修改全盘计划。

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长安城内，李训能够调动的力量十分有限。金吾卫兵力有限，京兆府、御史台的人手，大多是衙役吏卒，并非久经战阵的野战部队。郭行余、王璠名义上是节度使，可他们还没有前往藩镇赴任，能够带到宫门外的士卒数量不多。真正有战斗力的凤翔兵马，此时还远在数百里外，无法及时赶到长安。

等于说，李训准备用一群拼凑起来的非精锐力量，在神策军的大本营眼皮底下，偷袭诛杀整个宦官集团。一旦出现半点纰漏，就是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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