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章 对有两种（1/2）

“做对的事，为什么会错？”

“因为‘对’有两种。”

杜荷说，“一种，是对自己有利。另一种，是对所有人有益。赵国公做的，多半是第一种。可他告诉自己，那是第二种。日子久了，他自己都信了。”

李治想了一会儿。

“那怎么才能不做错？”

“没有捷径。”

杜荷说，“只能在每一次下手之前，先把‘对’字放下来，问自己一句：这件事，敢不敢写进史书。”

李治的眼睛亮了一下。

“杜师。”他问，“那先生自己，做过不敢写进史书的事吗？”

杜荷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

做过。

当然做过。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还是个被里长追债的破落户，为了一口吃食，什么谎都扯过。

再后来，为了活命，为了往上爬，他算过人心，布过局，也让一些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那些事，哪一件敢写进史书？

“做过。”杜荷说。

李治愣住了。

他大概没想到，自己的老师会答得这么干脆。

“所以臣才教殿下这一条。”

杜荷说，“因为臣知道，一个人能骗过所有人，唯独骗不过自己。史书不在纸上，在心里。心里那本账，是要还一辈子的。”

李治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杜师，我还有个问题。”他说，“如果对的事和该做的事，是两件事。做皇帝，该选哪一件？”

杜荷看着他，忽然觉得，李世民选自己来做这个老师，也许不只是为了制约长孙无忌。

“殿下。”杜荷说，“做皇帝，不该去选。做皇帝，要让这两件事，变成一件事。”

“怎么变？”

“制度。”杜荷说，“用制度，把对的事变成该做的事。把该做的事，变成不做不行的事。”

他停了停。

“就像度支司的账。账本上每一格都有名字，名字。没有人情，没有侥幸。这就是把‘对’和‘该’，钉在同一张纸上。”

李治听得入神。

“先生。”他说，“我想看看那张纸。”

杜荷从袖中取出两页纸，摊在案上。

一页是度支司的军粮转运月报，另一页，是前几日那道“责令整改”的敕旨抄本。

“殿下先看。”

杜荷说，“看完，告诉臣，这道敕旨里，最奇怪的是什么。”

李治低头看。他看得很慢，手指在纸上一行一行地移。

杜荷在旁边等着，不出声。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工夫，李治抬起头。

“奇怪的地方有三处。”他说。

“说来听听。”

“第一，敕旨说账目不清，可没说哪一笔不清。父皇的诏书，从来不会这么含糊。”

李治说，“第二，涉及转运、仓储数处，罚俸、贬官各有处置，可被处置的人里，没有一个姓长孙。第三，这么大的案子，大理寺没有出面，是度支司自己查的。”

杜荷心里暗叹。

这样的年纪，看一道敕旨能看出这三层，已经比朝中大半的官员强了。

“殿下以为，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父皇不想查。”

李治说，“不想查，不是因为查不出。是因为查出来的东西，不能见光。”

他顿了顿，指着那页月报上的一个数字：“还有这个。凉州到沙州，去年冬天的转运损耗，比前年多了一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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