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自然灾害初现（1/2）

何雨柱记得很清楚，变化是从1958年秋天开始变得明显的。

那年他值乘的次数比往年都多，几乎每隔几天就要跑一趟长途。火车上的旅客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同一个话题——粮食。

我老家那边今年大旱，玉米矮得不及膝盖，收下来的穗子比手指头还短。

我们村更惨，涝灾，水淹了半个月，高粱全泡烂了。

听说河南那边也减产，连种子都没收回来多少。

何雨柱在车厢里巡视的时候，这些话从他耳边飘过，一句接一句，像深秋的风一样往他耳朵里钻。他面不改色地继续往前走，但心里那根弦已经绷起来了。这些零散的抱怨和叹息连在一起，拼凑出一幅越来越清晰的全景——全国各地的粮食收成都在往下掉。

他开始更仔细地看报纸。

《人民日报》上关于农业的报道措辞依然积极向上，但何雨柱注意到那些数字背后的猫腻。今年和去年比、和五年计划比，上报的增产数字大大缩水了。有些地方的报道里甚至直接避开了具体产量，只谈战天斗地克服困难这些空洞的口号。何雨柱看得明白，如果收成真的好，报纸上不会只谈精神不谈数字。

十月中旬的一次值乘中，何雨柱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在粮食系统工作的人。那人喝多了点酒，跟同座的旅客聊起来，话说得半醉半醒，但内容让何雨柱格外留心。

今年征不上来粮，没办法。那人摆着手说，脸喝得通红，。上面要求完成收购指标，但地里长不出粮食来，你让老百姓交什么？卖血啊？

同桌的人赶忙捂住他的嘴，示意他别说了，喝醉了乱讲话惹麻烦。那个人嘟嘟囔囔了几句，趴在桌上睡着了。

何雨柱从他们旁边走过，没有停留，但把那些话都记在了脑子里。

回到北京之后，他找了个周末去了一趟菜市场。以前五分钱能买一捆的大白菜，现在涨到了八分。棒子面从八分一斤涨到了一毛一。最明显的是猪肉——年前还七八毛一斤，现在已经突破一块了，而且供应明显不足，肉摊前排着长队，去晚了就买不到。

何雨柱没跟着排队。他在市场里走了一圈，把各种粮食和副食品的价码在心里默默地记了一遍，然后转身走了。

回家之后他关上门，进了空间。

空间里依然是那片春天的景象。菜地里的秋白菜长得圆滚滚的，每一颗都有小磨盘那么大，叶子翠绿水灵。冬小麦的苗已经蹿到半尺高了，整整齐齐地铺了一地。药材地里，党参的叶子已经长到了膝盖那么高，绿油油的，散发着淡淡的药香。养殖区的鸡鸭照样在啄食，羊圈里的母羊带着两只羊羔悠然自得地卧在干草堆上。

何雨柱站在这一片生机盎然的天地里，心里踏实得难以言说。外面的世界粮食在减产、物价在上涨、人们开始为一口吃食发愁。但他站着的这个地方，庄稼照样长、禽畜照样肥、粮食照样收。两相对比，让他更加确信自己这几年的积累没有白费。

他在空间里忙了大半天，把即将收割的秋白菜全部收了，一颗颗削掉老叶子、码在棚屋里。又给冬小麦浇了一遍水，仔细检查了药材的长势，把鸡窝鸭棚里新下的蛋捡干净了才出来。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何雨水在堂屋里写着作业，见他从里屋出来，抬头喊了一声：哥，你一下午关在屋里干啥呢？

休息。何雨柱随口说，困了睡了会儿。

何雨水也没多问。她虽然年纪不大，但知道哥哥有些事不会跟她讲，她也不瞎打听。反正哥哥每月拿工资回来，家里从来没缺过吃的，她的新衣服新书包不比任何一个同学少。对她来说，哥哥就是天，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

何雨柱在堂屋里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水，慢慢地喝着。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张摊开的报纸上——头版头条还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说各地生产形势一片大好，说丰收在望，说社会主义优越性无可比拟。

他把报纸翻过来，看到第四版应对旱情，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措辞平淡，篇幅极小，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

但何雨柱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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