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朝堂余波（1/2）

在冯远道的点拨下，谭弘毅的学习很快步入正轨。

他不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地从基础开始，重新精读《四书章句集注》，逐字逐句地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

在诗赋方面，他也不再满足于简单模仿，而是深入研究唐诗宋词的创作规律，力求在格律中展现个性。

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他的策论中。

虽然仍然关注实务问题，但更加注重以经义为根基，引经据典而不失新意，务实创新而不违圣贤之道。

一个月后，冯远道再次来到书院，看到谭弘毅的进步，欣慰地说：这才是我期望看到的谭弘毅。既有经世之志，又不失书生本色。

夜幕降临，谭弘毅在灯下苦读。

……

夏末的岳麓书院，本该是蝉鸣悠远、竹影清幽的读书胜地，此刻却隐隐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

一封来自京城的加急信函，由冯远道学政的亲随陈主事亲自送至谭弘毅手中。

陈主事面色凝重，屏退左右后，方才压低声音道：“子恒，京城风向有变，你需早做准备。”

原来，月前朝堂之上，一场关于是否“有限度开海禁”的激烈争论，以南方务实派官员的暂时失利告终。

主张“开海”以通商裕国的几位官员受到申饬。

失利的一方，尤其是其中一些以“清流”自居的御史，心中愤懑，竟将怨气迁怒于整个南方倡导“实学”、“经世致用”的风气。

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强调功利、质疑陈规的思潮，动摇了朝廷的根本，助长了“离经叛道”的言行。

“他们需要找一个靶子，来证明‘实学’之害，而你，谭子恒，”陈主事目光沉郁，“便是他们选中的，立在潮头的那一个。”

谭弘毅近年来声名鹊起，不仅是连中小三元的科举新星，更是“经世致用”的积极践行者。

他早期为补贴家用所写的话本《昭元英雄传》，其中蕴含的民本思想、商贾地位探讨，以及之前在岳麓书院所写的那篇直言北疆危局、指摘边防积弊的《论北疆防务之疏》，甚至在与钟山书院文会上关于盐政、漕运改革的激进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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