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1/2）
林默没有松开开关。
电击棒持续发出细密的噼啪声，蓝白色的电弧在两根电极之间疯狂跳动，像一条被激怒的蛇。
电极死死抵在胡建国的小臂内侧，那片皮肤在持续的电流灼烧下开始发红、发紫，边缘泛出一圈不正常的焦黄色。空气里飘起一股淡淡的焦糊味，混着臭氧的刺鼻气息，在封闭的卧室里越来越浓。
几秒钟，十几秒，半分钟。
林默没有停。
他低头看着胡建国在电流中挣扎的模样，手上的力道纹丝不动。
电弧把他的脸映得一明一暗，那双露在头套外面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
一分钟。
胡建国的身体已经不再剧烈弹跳了。
肌肉在持续电流的刺激下开始出现强直性收缩，整个人僵得像一块木板，四肢不受控制地绷直又蜷缩，蜷缩又绷直，循环往复。
他的嘴巴大张着，但喉咙里已经发不出完整的叫声了，只有一种从气管深处被强行挤压出来的咯咯声，像一只被踩住脖子的青蛙。口水从嘴角大股大股地涌出来，混着白色的泡沫，沿着下颌淌到胸口，把胸毛黏成一绺一绺的。
一分半。
他的眼白彻底红了，细密的血丝从眼角蔓延到整个巩膜。
瞳孔缩成了针尖大的一点黑，在眼眶里疯狂地左右抖动，像是在追逐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眼皮抽搐着，一会儿翻上去露出大片的眼白，一会儿又猛地闭紧，睫毛上挂着泪水和生理性泌出的粘液。
他的脸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从惨白到涨红，又从涨红变成一种缺氧般的青紫色，嘴唇发乌，皮肤表面浮起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两分钟。
林默脑子里闪过了无数画面。
陈阳记忆里，那个被电击之后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的十七岁少年，被拖回宿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魂魄。
他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了天花板整整三天，眼珠一动不动，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从此再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教官给他送饭他就吃，不给就饿着，叫他站他就站，叫他坐他就坐。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被活生生电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去年夏天，那个被电过六次的女孩，十六岁，瘦得像一把骨头。
每次电完都被教官架着胳膊拖回宿舍，双脚在地上蹭出两条长长的拖痕。
她的室友后来跟别人说，她半夜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浑身发抖，双手死死抱住自己的脑袋，嘴里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求求你们，别电了，求求你们。
后来她在深夜被老郑拖出了宿舍，哭喊声传遍整条走廊，没有一个人敢开门。
再后来她就被家长接回去了，据刘永刚说“精神已经不行了”。
“精神已经不行了”，六个字，轻飘飘的，像在描述一件用坏了可以扔掉的东西。
还有那个十九岁的男生，体格偏壮，性子烈，第一次被电的时候硬扛着不吭声，还把电极从身上扯下来扔在地上。
胡建国当时就在场，他站在门口，用一种像看一块顽石的眼神看了那个男生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话。
“不服管就多电几次，总有服的时候。”
后来那个男生被电了十几次，频率高到他的档案里“电击治疗”那一栏的记录密密麻麻几乎写不下。
他果然服了。
变成了一目光呆滞、走路低头的空壳，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下意识往后退，肩膀缩着，下巴抵着胸口，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就是胡建国的“教育理念”，不听话就电，电到听话为止。
他管这叫“矫正”，管这叫“治病”，管这叫“为他们好”。他把电击仪叫做“治疗仪”，把惨叫叫做“情绪宣泄”，把大小便失禁叫做“排毒反应”。
他建立了一整套话术体系来包装他的暴力，让自己相信这是一种正当的手段，让家长相信这是一种有效的教育，让那些给他打招呼的领导相信这是一项值得保护的事业。
这个学校开了四年。
四年里，电击治疗的次数超过两千次。
两千次，平均每天将近两次。每一次电击都有一份“治疗记录”，上面写着日期、时长、强度、学员反应、教官签字。
这些记录被整整齐齐地归档，放在二楼保险柜旁边的铁皮柜里，跟账本和贿赂名单放在一起。胡建国把这些当作他管理有方的凭证，当作他在“青少年素质教育”这个行业里立身的资本。
每年年底，他都会在饭局上跟那些给他打招呼的领导们吹嘘。
今年又成功“矫正”了多少个网瘾少年，又帮多少家庭解决了“教育难题”，又为社会清除了多少不稳定因素。
他靠着这些数字拿下了更多招生名额，拿下了更多灰色补贴，拿下了这座别墅和车库里那辆黑色轿车。
他手腕上那块表值十二万，客厅酒柜里那瓶茅台是年份酒，院子里那辆轿车是全款提的，每一分钱都是从那些被电击的孩子身上榨出来的。
而他电过的那些人呢？
那个被电得精神失常的女孩，如今在哪？那个被电了十几次的十九岁男生，后来去了哪里？那些档案上一个个名字，如今还活着的，还有几个？
后山柏树下那片颜色比周围深的泥土，底下埋着的两具尸体，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他们的父母还在等他们回家吗？还在以为自己的孩子只是被送到一个特殊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总有一天会懂事回来吗？
三分钟。
林默低头看着手心里那根正在发出噼啪声响的电击棒，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相比于后山那两具被泥土覆盖的尸体，他们死的时候有多痛？
被埋下去的时候是不是还活着？泥土压到脸上的时候有没有挣扎？
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问过，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在正式的档案里，只有账本上那一行冷冰冰的字。
【后山处置费，三万】
相比于那些被摧残得精神崩溃、一辈子活在阴影里的少年，他们每一个夜晚都在噩梦里重温电击的感觉，每一扇铁门的响声都会让他们心脏骤停，每一个穿制服的人影都会让他们下意识后退。
这种伤害不会随着时间愈合，它会像一道烙在灵魂上的疤，永远在那里。
那些被送进去的孩子，就算活着出来了，也不再是进去之前的那个孩子了。
他们有些人会恨那个基地，恨那些教官，恨那些穿着制服在他们身上按电极、用皮带抽他们的人。但比这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是他们回家之后才会慢慢浮现的东西，对父母的恨。
不是那种激烈的、当面争吵的恨。是那种沉默的、埋在日子底下的东西。
他们不会当面跟父母撕破脸，不会摔门，不会指着一件旧事质问“你当初为什么要送我去那里”。
他们只是不再跟父母说话了。不是冷战，是没有话说了。饭桌上筷子碰撞的声音填满所有空白，他们低头扒饭，抬头看电视，吃完就回自己房间把门关上。
他们会在父母问到学校、工作、未来计划时用最简短的字句回答，“嗯”“好”“知道了”，然后结束对话。
有些人的状况更深。
他们出来后对所有人都不再信任了。朋友、亲戚、同学，所有靠得太近的人都会让他们后背发紧。
有些人在枕头底下放刀，有些人睡前把门反锁两道，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就会立刻坐起来。那不是矫情，是身体记住了那些在基地里的夜晚，门会被推开，灯会被打开，有人会走进来把你从床上拖下去。
几年后，当父母老了，需要人照顾了，他们不会缺席。
他们会请护工，会付钱，会让机构按时上门。但让他们自己回去陪在床边、握着那只手说些体己话，他们做不到。那不是报复，只是有些东西在黑暗的小黑屋里永远地干涸了。
也有的人选择了更彻底的方式。
离开基地之后他们没有回家，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有电话，没有地址，没有任何一个亲戚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那些父母后来试着找过，报警、登寻人启事、托人打听，什么都做了，最后得到的只有一个结果，查无此人。
他们只能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饭桌上那副多出来的碗筷，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同一个问题。
如果当初没有相信那个基地，现在那副碗筷，是不是就不会空着了？
比这些人更惨的是已经死去的人，比如陈阳。
他被五个人围在泥地里用拳头和铁棍活活打碎内脏，扔进禁闭室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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