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杂技（1/1）

说起杂技，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小时候跟着爷爷去镇上赶庙会时看到的那一幕。一个瘦小的女孩，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红衣，站在十几张叠起来的板凳上，板凳摇摇欲坠，她却像一只蜻蜓一样稳稳地立着，然后缓缓向后弯下腰，用嘴叼起地上的一朵花。那一瞬间，全场屏息，连风都停了。花被叼起来的刹那，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铜钱叮叮当当地落进地上的铜锣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的身体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不只是“身体”的事，那是杂技。而杂技这件事，远比我想象的要古老、要沉重、也要灿烂得多。

翻阅了许多资料，想把杂技的来龙去脉理清楚。说实话，越看越觉得，杂技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活着的民间生存史。它不像戏曲有文人参与，也不像舞蹈有宫廷供养，它从一开始就是“把命搁在刀刃上”的活计。关于杂技的起源，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它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劳动与祭祀。那时候的人为了生存，要攀爬、跳跃、投掷、搏斗，这些技能在部落的仪式中被夸张、被表演，就慢慢有了“技”的影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角抵”“侲童”之类的记载，算是杂技的雏形。而真正让杂技成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我以为是汉代。汉代百戏兴盛，杂技作为百戏的一部分，第一次被大规模地搬上宫廷和民间的舞台。张衡在《西京赋》里写“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说的就是当时的杂技表演。所以如果要问杂技的创始人是谁，我想，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它不是一个天才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无数个无名的艺人，用一代又一代的肉身，一点点磨出来的。它属于那些在田间地头、在街头巷尾，为了多吃一口饭而拼命的人。

那又是谁把杂技这项技术带到大众视野里的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如果“大众视野”指的是被主流社会看见、被官方认可、被更多人欣赏，那汉代百戏的兴盛是一个关键节点，但那更多是宫廷的视野。真正让杂技走进千家万户的，我觉得是那些走江湖的“杂把式”。他们没有名字，挑着担子，牵着猴子，抱着孩子，一个村一个镇地走。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杂技种进了普通人的记忆里。到了近现代，杂技开始进入剧场，开始有了“杂技团”这样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杂技被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各地纷纷成立杂技团，杂技从“撂地”走上了“舞台”。而让杂技真正走向世界、被国际主流视野看见的，是那些在国际比赛中拿奖的演员和团体。比如中国杂技团、上海杂技团，他们带着节目去法国、去摩纳哥、去美国，拿回一个又一个金奖。但说到底，把杂技带到大众视野里的，还是那些最基层的演员，他们在春晚的舞台上、在电视的综艺里、在景区的表演中，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看见了杂技的美和难。

说到杂技的辉煌和落幕，我心里其实有些复杂。辉煌的时候，杂技是“国粹”之一，是外交的桥梁。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杂技团经常出国演出，那是国家任务，也是文化名片。那时候的杂技演员，是真正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采访过一位老杂技演员，他跟我说，他练“顶碗”练了八年，每天头顶着碗，从走平路到走独木桥，从一只碗到十几只碗，碗碎了多少个，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说，那时候的杂技，是真功夫，是拿命换的。而辉煌的另一面，是落幕的迹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杂技的观众开始流失。电视、电影、网络，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杂技不再是唯一的“奇观”。再加上杂技演员的培养周期长、伤病多、出路窄，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再吃这份苦。一些地方杂技团解散了，一些演员转行了。我有时候想，杂技的落幕，不是它不好看了，而是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它像一位老人，曾经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现在却坐在角落里，看着年轻人热闹。

但杂技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在景区，在剧场，在短视频里，我依然能看到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表演。说到杂技里比较出名的人，我想起几个名字。一个是“杂技皇后”夏菊花。她是中国杂技的代表人物，她的“顶碗”和“柔术”曾经让世界惊叹。她从一个街头卖艺的小女孩，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她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杂技的现代史。还有“飞车走壁”的蔡少武，他骑着摩托车在木桶里飞驰，那种速度和胆量，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还有“顶技”大师王峰，他的“椅子顶”能顶到十几把椅子，人在上面倒立，像一只悬空的鹰。这些人，是杂技的脊梁。他们用身体写下了杂技的传奇。

而说到杂技之乡，我想很多人会想到河北吴桥。吴桥是“杂技之乡”，这是公认的。那里有一句俗话：“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吴桥的杂技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到了明清时期，吴桥的杂技艺人已经遍布全国，甚至走到了东南亚和欧洲。吴桥有个“杂技大世界”，我去过一次，里面的表演让我看得手心冒汗。除了吴桥，河南濮阳、山东聊城、江苏盐城也有“杂技之乡”的称号，但吴桥的名气最大，影响也最广。吴桥的杂技，有一种泥土的味道，它不华丽，但扎实，像北方平原上的老槐树。

最后，我想说说杂技里那些高难度的表演。杂技的“难”，是分层次的。有的是“硬功夫”，比如“顶碗”，演员要顶着十几只碗，还要做各种动作，碗不能掉，水不能洒。比如“走钢丝”，演员在细如发丝的钢丝上行走、跳跃、甚至骑独轮车，来飞去，靠的是两根绳索和两个人的默契，稍有不慎就是重伤。还有“柔术”，演员把身体弯成不可思议的角度，像没有骨头一样。还有“车技”，一辆自行车上能站十几个人，像一朵盛开的花。还有“魔术”，虽然魔术和杂技有区别，但在很多杂技表演里，魔术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高难度的表演，每一个背后都是几千次几万次的练习，是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

我常常想，杂技到底是什么？它不只是“技”，它还是“艺”，是“人”。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用身体去挑战极限，去创造美。它不靠语言，不靠文字，它靠的是身体本身。在这个越来越虚拟的时代，杂技反而显得特别真实。它提醒我们，人是有身体的，身体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所以，当我再想起那个站在板凳上的红衣女孩时，我不再只是觉得她厉害。我觉得她是一个符号，是杂技的符号，是无数个无名艺人的符号。她站在高处，摇摇欲坠，但她稳住了。这就是杂技，在摇摇欲坠中，稳住自己。在落幕的边缘，依然有人愿意站上去。

这大概就是杂技的魅力吧。它不说话了，但它的身体还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