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6章 镀金的废墟（2/2）
和合图从上环街市起家，长久把持结志街、必列者士街沿街商铺、菜市场摊贩的保护费。但14K几十个字堆向外扩张，大量毅字堆、德字堆闲散人马渗透上环后巷、山道、学校周边；大批凶悍的偷渡大圈仔被14K收纳，本地老牌陀地人手战斗力跟不上，街巷太多顾不过来，只能死守临街门面，偏僻后巷、上山小路、学校外围已经无力管控。
有个自称外号叫“皇帝”的小混混，甚至放话说，大街属于合和图，后街属于14K。这个“皇帝”是14K毅字堆的，说是跟华喜的。华喜是大鼻登的门下，在石硖尾木屋区起家的，性情蛮横、天不怕地不怕，做事冲动凶悍，倒是跟大鼻登一脉相承。
这个“皇帝”说的话听起来很嚣张，但他故意把后巷说成后街——其实还是知道自己惹不起合和图的。毕竟后巷里又没有商家，你跟谁收保护费？跟躲去后巷撒尿的醉鬼吗？他真正的收入来源，是敲诈学生和拉拢学生进黑社会。
那些穿着整齐校服的少年，在他眼里既是可以按月收租的客户，也是随时可以转卖的物料。富家子加入黑社会之后，就成了“皇帝”的长期饭票。他们每个月交钱，以为自己是在“孝敬大佬”，以为自己是在“买平安”。当然，也有不少学生会觉得威风，帮着皇帝霸凌同学，为虎作伥。
他们的家长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全香港能有几个李嘉诚？能有几个包玉刚、霍英东？这些人有私家保镖、有法务团队、有跟港督府的关系、有汇丰银行的授信额度。黑社会不是不敢惹他们，是不敢“值”得去惹他们——惹他们的成本远高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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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港的中产和中小富豪呢？他们的子弟才是英文私校的主要生源。他们开工厂、开连锁店、做贸易行、办印刷厂——这些人家里有几间铺、有一家厂、有一艘船，比底层阔绰，但远远没到“不可触碰”的程度。
而恰恰是这群人，是七十年代香港真正的经济支柱。他们雇佣了大部分的工人，缴纳了大部分的税，撑起了“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底盘。但他们也是最脆弱的一群人。他们报警，抓了皇帝，皇帝几天就出来了，然后就会去他们的企业收保护费，不给？那下次来的就是华喜了。更要命的是，工厂主报警，警察来了会怎么样？警察不是来保护他们的，是来收另一份钱的。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整个警察集团每年从黄、赌、毒场所获得的贪污贿金高达十亿港元。贪污所得按照等级自上而下分配——一个普通警员可得到五十港元，警士一百五十港元，总督察一千港元，分区警司三千港元，高级警司四千港元。
以处理交通事件中的受贿来说，香港的出租车、卡车、货车司机常常通过贿赂警察来解决违章问题，以免受惩处或少交罚金，这笔钱每个月大约有六万五千港元。
而《百里渠报告》里写得更直白：最坏的贪污形式是“集体贪污”——整个团体的警员都参与收取和分配赃款，从非法出租汽车司机、赌场老板及其他不法机构收取金钱。“收钱”的含义往往远远超过贪污的真正意思，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勒索，辅之以含蓄的暴力恫吓。
香港最大的社团不是新义安，不是14K，是雷洛的“金钱帝国”，是港英的皇家警察。黑社会拿穷学生当耗材，拿富家子当肥羊，把工厂主当砧板上的肉——这是在透支香港的未来。
GDP在涨，摩天大楼在起，股市在飙升，亚洲四小龙的光环越来越亮。但光环底下，是港英政府对殖民地的治理哲学。很多人误以为港英“默许”黑社会是因为管不了。不是管不了，是不想管——因为管的成本太高，而默许的收益太大。
九龙寨城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香港殖民当局禁止在其管辖区内开设妓院和吸毒，结果这些非法行业全都转移到了寨城内——因为寨城在法理上主权属于中国，香港法律在此无效。于是寨城成为了罪恶问题的集中地，而香港其他地区则被视为“法制和秩序的代表”。这不是管不了，是把脏东西集中到一个“法理盲区”里，让“香港”这个牌子看起来还是干净的。
雷洛模式更是把警黑合作治理推到了极致。他为每个黑帮划定地盘，规定其经营范围——“A黑帮在指定区域开设赌场，该区域的其他黑帮不得再经营赌场，只能从事其他业务”。作为回报，黑帮的赌场收入一部分上交给警局。这套模式的结果是什么？据当时官方的说法，“香港的社会治安得到显着改善。商业冲突减少，暴力事件也随之减少。”港英要的不是“无黑社会”，是“有秩序地收租的黑社会”。吕乐这个“五亿探长”本质上是港英在华人社区的治理承包商——他用黑社会来维持华人区的秩序，让港英政府可以安心地从香港汲取财富。
港英的“不投资”哲学更是这条链条的顶层设计。1970年代的港英政府“只限于供基建和基本民生设施，即所谓‘社会分摊资本’”，但凡涉及到产业规划、改善劳资生产关系等环节，“往往是拒诸千里或决而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是“借来的地方与时间，不愿作长远投资”。
港英从来没把香港当成自家地方来建设。他们做的是：土地批租赚快钱，维持低税率吸引资本，不投资教育——直到1971年才实施免费小学教育，1978年才推广九年义务教育；1981年香港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二点七，而同时期英国已达到百分之十五。不投资医疗——十九世纪末政府医院病床仅一百三十四张，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华人入院比率极低。不投资社会保障——香港没有最低工资和有薪产假。用《山顶区保留条例》把最好的地方留给洋人。
这样一个提取型殖民地的社会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教育、医疗、住房、社保，所有这些本该由政府提供的东西，港英都不愿意投资。
短缺意味着这些领域全都被黑社会填补了——没有正规的民间借贷？社团的高利贷来了；没有完善的基层医疗？社团的“地下医生”来了；没有足够的学校学位？社团的“赞助学位”来了；没有社会保障？社团的“互助金”来了。
法治只是一层veneer。表面的法律体系是有的，但执行法律的警队本身就是黑社会的最高层。这意味着法律对普通人来说是双重的——你守法，黑社会来收你；你违法，警队来收你。法律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另一个收费员。
社会上升通道被系统性堵塞。华人长期不能享有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立法局在1880年才有第一个华人议员，且只是“政治摆设”。一个华人青年，无论多么优秀，他的天花板就是“给洋人打工”或者“给自己当老板但永远在政府眼里是二等公民”。那他干嘛不去混社团？社团至少给他一个“话事人”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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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些小富之家的角度来看，不如直接投靠社团。因为法律不保护你，政府不投资你的行业，港英只做基建不做产业扶持，你不投靠社团，就有“皇帝”来收割你；你投靠了社团，至少你的“被收割”是有序的、可预期的。一个理性的人，在一个非理性的系统里，只能做出“理性地屈服”的选择。
七十年代的香港，GDP在涨，摩天大楼在起，股市在飙升。但光环底下：一个工厂主，既要给“皇帝”交保护费，又要给警察交规费；一个学生仔，要么加入社团当耗材，要么被社团当肥羊；一个小富豪，要么主动投靠龙头换护身符，要么被动被“皇帝”收割；一个普通市民，每天的生活都在给这个黑金系统“进贡”。
纸醉金迷、礼崩乐坏、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抵御黑社会的能力。当商人不再相信法律，当父母不再相信自己能保护孩子，当年轻人不再相信努力能有回报——那这个社会就已经烂透了。
而“皇帝”这样的人，只是在这片镀金的废墟上，长得最茂盛的那株毒草。他站在后巷的阴影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看着那些穿着整齐校服的少年从他面前经过，像是在看一排已经排好了队的收据。
他嘴里那根烟一直没有点着，只是在嘴唇和手指之间来回换着位置，像是用那道不点燃的距离替自己把节奏调准了，只等第一道切口落下去。他的身影在暮色里被拉成一道斜线，正好落在那道划分大街与后巷的界线上，两边的地面各落着一截他的影子，分不清哪边更重，也分不清哪边可以先迈过去。
李振邦第二天早上再去上学的时候，必列者士街的晨光刚从楼缝里漏下来，在地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金色。他路过那棵老榕树的时候，墙角没有蹲着人，只有一块被踩扁的烟盒，和一片已经在夜露里回潮的碎纸屑。
他没有停步，也没有回头去看那道后巷入口是不是真的空了。他把书包带子在肩上重新拉正了一下，步幅和昨天一样，既不快也不慢，像是有人替他把那道已经量过的间距重新按回了原位，只等他走完这一趟，再决定下一趟该落在哪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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