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又一条人命（2/2）

老魏张了张嘴，眼圈红了，低下头去，半天没吭声。

下午开始正式布置工作的时候，老魏穿了一件干净的蓝色工装，头发剃短了，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像是换了个人。

第二天老魏带着人去柳河乡的几个大村摸底，挨家挨户地问产量、看成色、谈价格，在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记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

晚上回来的时候，晒得脸都红了，但眼睛里有了光，汇报工作的时候语气也自信了很多：

“刘厂长，今天跑了三个村，高粱的成色都不错，农户也愿意卖。价格我们谈的是四毛六一斤，比市场价便宜两分。

农户也高兴，以前卖给别人四毛四，现在多卖两分钱，一亩地能多挣好几十块。也不用咱上门收，他们自己争着抢着要现在就送过来。”

刘根伟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道：

“魏科长，干得好。”

老魏的肩膀抖了一下，没说话，但嘴角抿得紧紧的，像是在忍什么。

柳河乡的农户听说酒厂要直接从村里收粮食，价格比贩子给的还高两分钱，当天就有几十个农户拉着板车、开着拖拉机到酒厂门口来问。

老魏也亲自到门口去接待，大手一挥，很自信地说：

“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挤，只要你们的粮食合格，有多少收多少。”

来的人越来越多，酒厂门口很快就排起了长队，有人抽着旱烟，有人蹲在地上啃干粮，有人靠在板车上打盹。

队伍弯弯曲曲地从酒厂门口一直排到公路上，像一条长长的缓慢蠕动的蛇。

刘春花主动安排包装车间的女工们端茶倒水，给排队的农户送绿豆汤。

有个老大爷接过绿豆汤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汤洒了一地，刘春花又给他倒了一碗，笑着说：

“大爷，不急，慢慢喝。”

老大爷喝了一口，抹了抹嘴，竖着大拇哥说了一句：

“酒厂换人了？这个厂长，行，以后肯定能干好！”

正当收购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刘根伟从王芳那里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郝友平的妻子，那个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女人死了，死因是“自行服用过多镇定剂”。精神病院的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

患者于凌晨两点左右从枕头下取出私藏的镇定剂，一次性吞服约三十片，医护人员发现后立即抢救，但因剂量过大，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刚失去丈夫一个月的女人，在被人逼疯之后不到三天就死了，死因是“自行服用过多镇定剂”。

听说镇定剂藏在枕头底下，而精神病院的病人，怎么会自己藏这么多镇定剂？

又怎么能在凌晨两点，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次性吞下三十片？

刘根伟思来想去，还是给纪委的李国良打了个电话，想看看纪委的同志对这件事怎么看。

纪委的人也听说了这件事，李国良说话的声音很小：

“法医已经去了，初步判断是自杀。但有一个情况，精神病院当天值班的两个护士，今天同时请了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刘根伟能听见李国良的呼吸声，粗重而急促，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老牛。

刘根伟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书记，您相信是自杀吗？”

李国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意味深长地说：

“小刘，有些事情，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拿不拿得到证据的问题。证据拿到了，说破天也不怕；拿不到，说破天也没用。”

挂了电话，刘根伟坐在办公室里，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这件事不会到此为止。郝友平的妻子死了，下一个是谁？

郝蕾出现的消息，也是王芳告诉刘根伟的。

那天下午，王芳拿着几个需要他签字的文件，凑到跟前，声音压得很低：

“刘厂长，郝乡长的那个女儿郝蕾，去精神病院认领她母亲的尸体，让王彪的人盯上了。

她和她弟弟郝新强一起，藏在城关镇南街她姑姑家。她姑姑郝秀英在县化肥厂上班，住的是化肥厂的家属院，好像是四单元五楼。”

刘根伟握着笔的手紧了一下，看着王芳问道：

“盯上了？什么时候的事？消息准确吗？”

王芳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口，小声说：

“就是今天上午，是王彪亲口和我说的，他一直在用这件事威胁我，我真的很害怕！”

刘根伟点了点头说：

“知道了，既然让我知道了，我就不能不管，你先工作去吧，其他的事我来想办法。”

王芳走后，刘根伟在办公室里坐了几分钟，把所有的可能都想了一遍。

这件事背后的关系错综复杂，如果通过官方途径，不光救不了人，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还不如自己以个人名义先将人保护起来。

主意已定，他将手边紧急的事务处理完，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直接回了县城的家里。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一件灰蓝色的旧夹克，一条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裤子，一双解放鞋。

这身打扮跟他在乡政府穿的那身中山装完全不一样，混在人群里，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他把酒厂给他配的大哥大留在了家里，只装了钥匙和钱包出了家门，把那辆黑色桑塔纳开到顺达修理厂。

他不想开着这辆车去，太显眼了，整个柳河乡谁不知道那是钱宝山的车，现在是他刘根伟的。

他找张顺达借了一辆“三蹦子”，后面带着一个铁皮车斗，等到城关镇化肥厂家属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刘根伟把三蹦子停在化肥厂家属院外面的一条巷子里，戴上车斗里的一顶破草帽，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像傍晚出来遛弯的老农民，慢悠悠地往家属院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