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2章 迪斯雷利主义（×）封建制度的优越性（）（2/2）

自从1841年进入政府后，他已经足足憋了两年之久，心里想的话也远不止前面这些o

「当然，我这里指的自由贸易，并非自由贸易派的自由贸易，而是皮特先生的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这一表述最初引起公众注意时，所指代的原则与自由贸易派口中所述的

含义大相迳庭。这个词汇最初被伟大的亚当·斯密所使用，用以区别于旧有的殖民体系。

在这位英国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看来，法国擅长生产酒，英国擅长生产布，但由于两国在布和酒上的生产效率不同，如果英国集中生产布，而法国集中生产酒，再通过贸易交换，两个国家就都能获得更大的财富。

斯密的观点正是皮特的观点，也是我和保守党的观点，即：自由贸易是一项在两个国家之间互利互惠的原则，而不是单方面的慈善行为。

但如今自由贸易学派口中所谓的自由贸易，指的却是免除一切限制！其精神恰如弥尔顿诗句中讽刺的那些人一样：他们高呼自由，实则放纵！

三年前，我们从德意志进口了大量谷物，当时英格兰银行与法国银行谈判了一笔贷款。大家都还记得那笔商业交易对这个国家货币的影响。当我们得知这笔贷款的条件时，所遭受的屈辱令人永生难忘。没人能否认当时从英格兰流出的贵金属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我们的货币紊乱，物价普遍下跌，工资大幅下降，并造就了延续至今的商业动荡。

然而自由贸易派的可敬先生们却对这些熟视无睹，他们专注于谈论著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声称英国的农业利益是在《谷物法》保护政策下被扶植、呵护和娇惯起来的，他们认为这样人为形成的阶层或许能在一段时间内运转良好，但这种制度却是虚妄的，而且它最终也必将被证明是毁灭性的。

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对欧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的事务熟视无睹！

在二三十年前，法国的棉纺织业与英国农业也是同样的情况，巨额的亏损、令人发指的保护政策，然而现在，这些所谓娇生惯养的法国纺织业者，已经成为我们在欧洲市场的

最大竞争对手，并日复一日地蚕食著我们在全世界的贸易份额！

自由贸易派往往认为欧洲各国政府在商业安排中除了国民财富之外别无目标，以致于完全忽视了最普遍的影响因素，那就是总与工业习惯交织在一起的政治考量！

在俄国，在圣彼得堡！那座城市周围大约有十四五家工厂，都是在巨额亏损下运营，而这些亏损却由俄国政府心甘情愿地全额支付！

如果仅仅考虑英镑、先令和便士，自由贸易派的先生们显然是对的，一切被娇生惯养的行业都必须被放弃。但他们却忘了，有些政府打算维持某些制造业，根本不是出于经济原因！

倘若所有人都能像自由贸易派的先生们一样考虑问题，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品制造都应当集中到英国，因为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机器、最勤劳的人民和领先世界的生产效率。

但事实上，就连欧洲制造水平最为后的俄国也不愿放弃他们国内那群只能制造垃圾商品的产业！

我在今天演讲开始最初便已经了，我本人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也不屑于掩饰这层身份，更不会对这个身份感到羞愧。正如我并不会因为曾经下院出我希望两党能对宪章派表现出更多同情」而感到羞愧，与之相反的，我以不敢出我同情数百万与我同为英国臣民的苦难同胞」而感到羞愧！因为这无关乎党派区别，也无关政治立场，只关乎一位负责任政治家的基本尊严！」

迪斯雷利的发言掷地有声，如果前半段还让不少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众似懂非懂，但至少最后一句他们听得真真切切。

如果是其他人这种话，难免会被认为假大空，就算一时可以激起听众情绪，等到事后回想又会发现哪里不对。

在英国，尤其是在威斯敏斯特宫的下院，有资格出这种话还让人感觉无可指摘的，只有区区五人而已。

因为在1840年支持赦免弗罗斯特、威廉士和琼斯等宪章派起义领袖的下院表决中，只有五个人投了赞成票，他们分别是：激进派的托马斯·邓库姆、约翰·里德、约瑟夫·菲尔登和查尔斯·赫克托，以及保守党青年领袖班杰明·迪斯雷利。

纵然迪斯雷利向来以轻浮闻名，但正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或许迪斯雷利在生活方面经常传出些不靠谱的言论，但身为一名议员，他在能够引发实质影响的下院投票上，确实罕有背离选区的行为，哪怕这会引发中央党团对他忠诚程度的质疑。

「我绝不会在《谷物法》的重大问题上纠缠干琐碎的经济细节，因为那样实际上就入了自由贸易派与反谷物法同盟的陷阱。我也相信，伟大的陶尔哈姆莱茨选举我，让我代表这个选区出现在下院，不是为了让我受制于谷物关税究竟应该抽多少便士这种无聊问题。

我不在乎你们的谷物卖这个价还是那个价，也不在乎它是实行滑动税率还是固定关税。但我想要的，或者，我希望确保的，并且就我的能力所及我将确保的，是土地利益的优势地位。

先生们，当我谈论土地利益的优势地位时，请千万不要以为我指的是所谓高贵乡绅的优势地位，不要以为我实际上只想著治安官。因为我的思绪游荡得比贵族塔楼和庄园大厅更远，我所著眼的是我认为的英格兰民族的绝大多数。

身为一名保守党员，我并不轻视土地阶级本身的优越性。与之相反，我认为它是政治权力与国家文明最为必要的要素。我所关注的是我们无数村庄中的人口，是我们乡村城镇中的民众。尽管你们如今站在这里，站在陶尔哈姆莱茨，站在伦敦的大都会地区，但我相信，也许在十年、在二十年、在三十年前，你们还在美丽英格兰的乡村某处。

倘若不是经济困顿，倘若不是乡村衰退，你们又何至于沦到这城市的钢铁牢笼？

是的，我所的土地利益，指的是穷人的产业，在我看来，这一产业已经遭到侵蚀，危险的侵蚀！

我所的穷人的产业，是指教会的庞大产业，它在此之前曾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而且据我所知，或许也仍将保障我们的文明。

我的土地利益，还指那庞大的司法架构，我们法律与习俗的伟大构建，实际上就是王国的古老政体，王国的古老宪制，那些我们保守党人理应维护的古老制度！

你们派我们进入议会就是为了维护它们，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象征著古老英格兰精神的制度更重大、更普遍、更具体代表性的杰作！

现今，我听到社会上有许多肤浅的解读，那就是以为英国宪制只是由女王、贵族和平民院组成。先生们，那只是英格兰宪制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的陪审团审判同样重要，它也是英格兰的制度。

然而，现在因为商业衰，不少绅士们便租用剧院，在俗气的场所发表俗气的演，声称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反对领土和封建制度，并宣称我们如今面临的困境都是旧制度残

余的结果。

如果我们听信了他们的言论，连根拔起古老英格兰遗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如果我们摧毁所有制度，如果我们摧毁所有的习俗与义务，如果这个国家发生一场大规模的领土革命，我想知道我们的制度会变成什么样子？

打倒宪政、打倒王室、打倒贵族，再打倒所有的古代珍宝与智慧残留，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先生们，任何地方都可以有国王、上院和下院，戴上王冠、成立机构就如同取缔它们一样简单。我敢这么是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欧洲和美洲已有二十五个国家自立了国王、上院和下院。

你只要找到一百位绅士，称他们为公爵、伯爵和勋爵，然后把他们关在一个房间，你就得到了一个上院。然后，你再另外找三百个绅士，让他们当民众代表，或者，给他们这个名号，于是你就有下院。但是，一个古老、强大、开明且富有智慧的民族会同意被这些人统治吗？

不，他们宁愿受到两个教区委员会的统治！因为这个国家的宪政制度并不是建立在上下两院的几百名绅士之上，而是建立在宝贵的英格兰传统价值之上的！

先生们，你们认为是什么让英格兰人民甘愿让自己的财产，甚至是生命，由波伊斯伯爵、福雷斯特勋爵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物投票决定？难道是因为从未有人听过他们有犯下任何过错，所以你们就要把你们的命运交给他们来决定吗？

完全不是！是因为那种伟大的乡土感情，因为他们在王国中有一定的利益关系，这种

乡土感情让每个人都觉得这些贵族背后有他们领地人民的支持。他们代表他们的领地，就像我代表陶尔哈姆莱茨一样。

正是因为我们的宪法中处处存在著一种地域偏向，全国上下才存在著类似的感情纽带。两位议员被送到三百英里外、远离他们所代表选区的遥远城市，这并非毫无目的。相反，我们都觉得被送上去的议员代表著财产，而所谓财产，我指的是这个国家财产的传统权利和义务。

如今我们听到大量关于封建制度的讨论。我曾亲耳听到反谷物法同盟的科布登先生过，这位极为杰出的人物，曾在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讲中过，英格兰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我们都听过他如何谈论封建制度的野蛮，以及封建制度的野蛮残余。

如今，倘若我们真有什么封建制度的残余，我反倒遗憾它没有更多地留存下来。先生们，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则是什么？那就是一切财产的持有都应以履行义务为前提。

何以如此？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当征服者划分土地、引入封建制度的时候，他对受封者：你将拥有那片地产，但你必须为此有所作为。你要供养穷人，你要资助教会，你们将保卫这片土地，在战争情况下，你们应无偿为穷人伸张正义、维护真理！

科布登先生大谈封建制度的野蛮行径，告诉我们在人人称颂的封建繁荣时代，出现过各种各样粗野离奇的情况和巨大苦难。这固然不错，但这些并非封建制度的结果，而是那个时代野蛮状态的结果。

所以当我听到他们财产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将其奉为现代哲学的伟大发现时，我的回答是，那不过是对你们一直诋毁的封建制度的拙劣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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