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5章 这种政治运动，不拿机关枪扫射能行吗？（1/2）

第1195章这种政治运动，不拿机关枪扫射能行吗？

从清晨劳动到深夜，劳动报酬却只能支付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经济学观点通常将其定义为落后的奴隶制。而劳动报酬连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都无法支付，则是新时代的先进位度，这确实是一种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黑色幽默。

一亚瑟·黑斯廷斯如果皮尔不准备继续代表他们，那他们就不能选择班杰明来替他们发声吗？

这句话不仅是亚瑟在问埃尔德，也是他这两天不断反问自己的问题。

最初迪斯雷利告诉他打算与皮尔派割袍断义的时候，虽然亚瑟一直在鼓励迪斯雷利踏出那最艰难的一步，但实际上他必须承认，迪斯雷利在这件事上要远远比他更勇敢。

任何人，尤其是成功过的人，都无法摆脱最初成功的路径。

从街头巡警，到苏格兰场的警督、警司、助理警监，再到汉诺瓦王国的立宪顾问、哥廷根大学学监和驻俄参赞，从内务部的常务副秘书到海军部第二秘书，亚瑟确实为之付出了许多努力，期间他既流过汗也流过血，在无数个的岔路口都避开了最糟糕的选项。

但与此同时，亚瑟心里也很清楚，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绝不仅仅是靠著个人的努力。

他能在苏格兰场青云直上，靠的是天主教解放的大势与废除《血腥法案》运动的时代风口，靠的是皮尔与威灵顿公爵急于树立这么一个正面典型。

他能在伦敦塔下令开火却又全身而退，靠的是保守党的集体保举，靠的是恩师布鲁厄

姆勋爵在辉格党内的人格担保。

他能担任驻俄参赞，是由于达拉莫伯爵的一己偏私。他能在高加索闹事而又不受惩2一罚，还是因为当时皮尔和威灵顿公爵急需一位有著激进派名声的学者帮助托利势力打入肯辛顿宫。

虽说顺势而为、借力打力没有什么不好的，但随著声望水涨船高，现如今，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他的地位，都已经不再允许亚瑟做以小卒子的形象示人了。

虽说他是白厅的事务官，虽说按照英国政治的发展脉络，自从步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白厅就越来越开始强调事务官的去政治化，要求事务官必须严守政治中立。

但看看他手中掌握的那些资源，帝国出版、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自由之声通讯社，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除非他愿意把手上的这些资源全部处理掉，否则就算对外宣称不掺和党派斗争，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换而言之，假使他真的舍得把手头的股份全部卖出，那这白厅的事务官当著又有什么意思呢？

难道他真的要安分守己地做一个整天收发传达上级文件的文员吗？

这些活儿，哪怕随便找一个文法学校的毕业生都能干好，又何必劳烦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出马呢？

因此，迪斯雷利的困境与烦恼，又何尝不是亚瑟的呢？

只不过，相较于迪斯雷利与皮尔不可调和的分歧，亚瑟至少还能与皮尔在国内安全政策与警务改革方向上形成共识，因此他倒也不急于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

但是，通过这些天与迪斯雷利的会面与闲聊，加之还有这些年双方的深厚友谊作为保障，亚瑟也不得不承认，迪斯雷利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个更美好也更符合他心中期待的未来政治愿景。

虽说亚瑟在公共场合很好地恪守了事务官严守政治中立的原则，几乎不会对人透露他在各项议题上的政治立场，而那些不了解他的人也常常会被他时而激进时而保守的做派搞得云里雾里，因为他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能在伦敦塔下令开火的刽子手，会因为高加索问题和沙皇搞得不愉快。

但如果认真剖析亚瑟的成长经历，就应该能了解，一个警察，一个老警察，一个下令开火镇压暴动的老警察，一个因此心脏挨了一枪并且事后还被授勋的老警察，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激进主义的盟友的。

倘若不相信的话，大可以翻翻亚瑟爵士这些年的光辉事迹，哪怕不提他去年亲赴谢菲尔德坐镇、命令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配合内务部逮捕宪章派领袖的事，单看他先前婉拒从男爵爵位和巴斯勋位的做派，也应当能明白他的政治立场。

因为在婉拒了从男爵爵位和巴斯勋位之后，亚瑟爵士之所以还能在不列颠被称为爵士，便是由于他「下级勋位爵士」的头衔，从男爵他不要、巴斯勋位他也不要，亚瑟爵士就唯独爱惜这个在英国荣誉体系中级别最低的「下级勋位爵士」称号，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这方面的原因实在是难以深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倘若时光倒流，回到1832年6月5

号的那个晚上，那亚瑟在下令开火的时候估计连半点心理负担都不会再有了，他唯一痛惜的地方，可能只在于这个年代为什么没有机关枪。

因为在11年后的现在，亚瑟已经可以确定，1832年的议会改革完完全全就是一场失败的改革。

扩大选举权不仅没能让事情朝著好的方向发展，反倒使得英国政治迅速地小市民化了。

辉格党为了赢得小市民的支持，替他们减轻济贫税的负担，推动废除了条件宽厚的旧《济贫法》，代之以条件严苛的新《济贫法》。

而托利党为了不走向衰亡，也在皮尔的带领下主动拥抱了市民阶层，甚至连党派名称都从托利党换成了保守党。

也就是说，当年在伦敦塔下闹事的那帮人，给了他亚瑟·黑斯廷斯一枪的那帮人，不止半点好处没捞到，反倒在这十一年的时间内备受新《济贫法》的折磨。

更讽刺的是，当年被他们痛斥为刽子手的亚瑟，反倒凭借帝国出版旗下的各色杂志，在市民阶层政治力量增长的十一年中吃尽了红利。

如果只是这样倒也罢了，最令亚瑟感到不耻的是，或许是因为时间磨平了过往的伤痛，又或者是部分人缺乏记忆力，总而言之，十一年过去居然还是有人不长记性，现在又开始掺和起了反谷物法同盟的事情。

如果没有1832年的前车之鉴，亚瑟或许还会相信废除《谷物法》可以改善城市工人的生活待遇，但现在，他敢肯定，就算外国的便宜粮食进来、英国的谷物价格下跌，城市下层阶级的生存状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城市里的下层阶级总是天真地认为谷物价格下跌意味著他们可以买到更多的食品，但如果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谷物价格下跌同样意味著他们可以进一步压低薪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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