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说书先生（1/1）

提起说书先生，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小时候在乡下茶馆里见过的那个场景：一位瘦削的老者，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手执折扇，面前一张旧木桌，桌上放着一盏盖碗茶。他醒木一拍，满堂鸦雀无声，只听得他抑扬顿挫的声音在梁柱间回荡。说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目光如电；说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他声音哽咽。那时候我年纪小，只觉得这人真厉害，一个人就能把千军万马、悲欢离合都装进一间小小的茶馆里。后来我才知道，这门手艺叫“说书”，而那位老者，人称“说书先生”。今天，我想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把说书先生这门行当的来龙去脉、兴衰起落，尽量完整地梳理一遍。

先说起源。说书先生这个职业，究竟从哪个朝代开始流传？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答案并不唯一。如果宽泛地理解“说书”——即“讲故事给众人听”——那么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很远。先秦时期，宫廷里就有“瞽者诵诗”的传统，盲人乐师通过吟诵史诗来讲述历史与神话。汉代有“稗官”，专门采集街谈巷语、民间传说，供天子了解民情。但这些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说书先生。真正把说书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一种面向市井大众的表演艺术，大概要从唐代的“说话”算起。

唐代中晚期，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寺院里的“俗讲”非常流行。僧侣们为了吸引听众，把佛经故事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讲唱，后来内容逐渐扩展到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与此同时，民间的“说话”艺人也开始出现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的集市、庙会上。唐代诗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有一句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他自己加注说：“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这里的“说《一枝花》话”，就是当时民间艺人说唱故事的情形。可见在唐代，说书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表演形式了。不过，唐代还没有“说书先生”这个固定称呼，人们管这叫“说话”，艺人叫“说话人”。

到了宋代，说书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宋代的城市规模更大，商业更发达，出现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瓦舍是大型的综合性游乐场，勾栏则是其中的演出棚。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的瓦舍勾栏里，有各种表演：杂剧、傀儡戏、影戏、相扑、说书……其中说书一门，又细分为“小说”“讲史”“说经”“说诨话”等。小说是短篇故事，讲史是长篇历史演义，说经是佛经故事，说诨话是滑稽段子。那时候的着名说书人，名字都被记录下来，比如北宋的霍四究，以“说三分”闻名；尹常卖，以“五代史”着称。南宋临安也有不少名家，如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等。这些名字听起来像是读书人，其实很多是落第秀才转行说书，因为读书人讲故事，总比一般人多几分文采和条理。

那么，说书的创始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我查了不少资料，发现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祖师爷”。如果非要找一个，民间说书艺人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供奉“周庄王”为祖师。周庄王是东周时期的一位天子，传说他曾命人敲击木铎、采集民间歌谣，以观风俗。但这更像是后人的附会。另一种说法是供奉“孔子”，因为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六经，也算是“讲说”的鼻祖。还有供奉“柳敬亭”的，柳敬亭是明末清初的着名说书家，名气太大，被同行尊为一代宗师。但严格来说，柳敬亭不是创始人，而是集大成者。所以我的结论是：说书没有单一的创始人，它是千百年来无数无名艺人共同创造的艺术形式。如果非要找一个“开始流传”的朝代，我认为是唐代——唐代“说话”的兴起，标志着说书先生作为一种职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接下来要说的是，从古至今，说书先生都说了哪些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说书的书目，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俗文学史。唐代的“说话”底本，如今能看到的很少，敦煌遗书里有一些变文和话本，比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这些是说书人的底本，内容涉及佛教故事、历史人物、道教神仙。到了宋代，说书书目大大丰富。讲史类有《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小说类有《错斩崔宁》《碾玉观音》《合同文字记》等。这些宋元话本，后来很多被改编成小说和戏曲。

明清两代，说书艺术进入鼎盛期。明代出现了“评话”和“弹词”的分化，北方说书多称“评书”，南方则称“评话”或“弹词”。书目方面，历史演义是重头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这些小说本身就吸收了说书艺人的创造，反过来又成为说书人的经典底本。此外还有公案侠义类，如《包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神怪类，如《封神榜》《济公传》；世情类，如《金瓶梅》《红楼梦》——不过《红楼梦》因为太文雅，说书人一般不太敢碰，怕听众听不懂。

清代是说书的又一个高峰。北京有“评书”，代表人物是石玉昆，他说唱的《三侠五义》风靡一时，后来被整理成小说。扬州有“扬州评话”，代表人物有王少堂，他说《水浒》中的武松，能说上几个月，细节丰富到令人叹为观止。苏州有“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评话是说，弹词是又说又唱。苏州评话的名家有金声伯、唐耿良等。此外还有山东快书、河南坠子、四川清音等，各地都有自己的说书形式。

到了近现代，说书书目基本定型，传统段子代代相传。北方评书常说的有《三国》《水浒》《岳传》《杨家将》《隋唐》《大明英烈》《雍正剑侠图》《三侠剑》《小五义》等。南方评话则有《三国》《水浒》《英烈》《岳传》《绿牡丹》等。此外，新编书目也出现过，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有艺人说《抗日英雄传》；新中国成立后，有《林海雪原》《红岩》《烈火金钢》等。但总体而言，传统书目占绝对主导。

说到着名的说书人物，那就太多了。我挑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来讲。第一位是柳敬亭。他是明末清初江苏泰州人，本姓曹，因犯法逃到外地，改姓柳。他起初在街头说书，后来得到文人莫后光的指点，技艺大进。柳敬亭说书，能“使人之性情摇荡”，他说《水浒》中的武松打虎，听众仿佛看见老虎就在眼前。他曾在左良玉军中做幕客，南明灭亡后，又重操旧业，晚年穷困潦倒。吴伟业、黄宗羲都为他写过传记。柳敬亭可以说是说书史上第一位留下完整生平的大师。

第二位是石玉昆。他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北京的说书艺人，人称“石先生”。他说唱《三侠五义》，自弹自唱，声调铿锵。他的底本后来被整理成小说《三侠五义》，成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石玉昆的贡献在于，他把说书和小说创作结合起来，让说书不仅是表演，也是文学。

第三位是王少堂。他是扬州评话大师，生于1889年，卒于1968年。他说《水浒》，尤其擅长说“武松”。他说的武松，从景阳冈打虎到血溅鸳鸯楼，能说上几十天。他注重细节，比如武松喝酒，他能把酒楼里的摆设、酒菜的香气、武松的心理活动，一层层铺展开来。他还吸收了京剧、绘画等艺术手法，把评话表演提升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老舍听过他的评话后，称赞他是“语言艺术家”。

第四位是单田芳。他是当代最着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1934年生于辽宁，2018年去世。他的评书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遍全国，代表作有《隋唐演义》《白眉大侠》《三侠五义》《乱世枭雄》等。单田芳的声音沙哑而富有磁性，他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他把评书从茶馆带到了电台、电视台，让这门古老艺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第五位是袁阔成。他与单田芳齐名，擅长说《三国演义》。他的评书风格儒雅、大气，注重历史考据和人物刻画。他说《三国》，能把诸葛亮、曹操、周瑜的性格分析得入木三分。袁阔成还说过《水浒》《西楚霸王》《红岩》等。他的录音至今仍在网上流传，是评书爱好者的必修课。

除了这五位，还有刘兰芳，她说《岳飞传》在1979年播出时，万人空巷；田连元，他说《杨家将》，幽默风趣；连丽如，她是连派评书的传人，说《东汉》《三国》。这些名字，构成了说书艺术的璀璨星空。

说书的辉煌时刻是什么时候？我认为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宋代。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市民文化繁荣，说书从寺庙走向瓦舍，从僧侣走向艺人，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娱乐形式。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有说书艺人近百人，书目数百种。第二个高峰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普及，收音机是家庭必备。刘兰芳的《岳飞传》在1979年播出，据说有上亿人收听。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的评书，每天中午和傍晚在电台播出，大人小孩都端着饭碗守在收音机旁。那个年代，说书先生是真正的“顶流”。我记得我父亲说过，他年轻时为了听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每天中午骑车从工厂赶回家，路上要骑二十分钟，就为了听那半小时。听完再骑回工厂，满头大汗，但心里痛快。

那么，说书的落幕时刻呢？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随着电视、VCD、DVD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茶馆说书渐渐没人听了，电台评书也因为广告收入下降而减少播出。老一代说书先生相继去世，年轻一代不愿学这门苦功夫——说书要背几十万字，要练口齿、练眼神、练身段，还要懂历史、懂人情，学成至少要十年。单田芳去世后，有媒体感叹：“评书时代结束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说书人在小剧场、在网络上坚持，但那种万人空巷的盛况，确实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我想谈谈说书和评书的区别。很多人把这两个词混用，其实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广义上说，“说书”是一个总称，包括所有以口头讲述故事为形式的表演艺术。北方的评书、南方的评话、苏州的评弹、四川的清音、山东的快书，都可以叫“说书”。而“评书”是特指北方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河北、东北）的一种说书形式。它通常由一人表演，只说不唱，道具是一块醒木、一把折扇、一条手绢。评书的“评”字，有“评论”的意思——说书人不仅讲故事，还要对人物、事件发表评论，比如“这曹操啊，奸诈得很”“这武松啊，真是条好汉”。这种夹叙夹议的风格，是评书的一大特色。

而南方的“评话”，比如扬州评话、苏州评话，虽然也叫“评”，但表演风格更细腻，更注重细节描写和语言节奏。苏州评话往往和弹词合称“评弹”，但评话是纯说，弹词是又说又唱。此外，南方的说书很多用方言，比如扬州评话用扬州话，苏州评话用苏州话，四川评书用四川话。而北方评书基本用普通话，所以传播范围更广。

还有一个区别：评书通常有固定的“回目”结构，每天说一回，结尾留悬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南方的说书，有些是连续说几个月，中间不一定要留悬念。另外，评书的底本多为历史演义和侠义公案，而南方的评话，除了历史，还有大量世情故事。

总而言之，说书是母体，评书是子类。说书先生可以指所有说书艺人，但评书先生特指北方评书的表演者。不过在日常口语中，人们有时也不那么严格区分，比如把单田芳叫“说书先生”或“评书先生”都行。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茶馆里那位老者。他说的到底是评书还是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醒木一拍，全场安静，然后他缓缓开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如今，茶馆已经拆了，老者也早已不在。但说书先生们留下的声音，还在电波里、在网络上、在文字间，一代代传下去。我想，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它可能会落幕，但不会消失。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故事，说书先生就永远不会真正退场。

以上就是我关于说书先生这门行当的梳理。从唐代的“说话”到宋代的瓦舍，从柳敬亭到单田芳，从辉煌到落幕，从说书到评书。四千字写不完所有的故事，但至少，我尽力把这条脉络讲清楚了。如果你有机会，不妨去听一段评书，或者翻翻宋元话本。你会发现，那些古老的声音里，藏着我们这个民族最生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