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江南春早（1/2）
这话得极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但张宏在殿门口听见了，心头一跳。
他跟了陛下这么久，很少见陛下用这种语气话。
不是愤怒，不是暴躁，而是一种冰冷的笃定。
像是猎人已经瞄准了猎物，只等时机一到，松弦放箭。
李植这个人，怕是已经在陛下的心里记上了一笔。
不过眼下，陛下显然不打算立刻动手。
万历把李植那封奏疏随手搁到一旁，重新铺开一张宣纸。
窗外的阳光已经升起来了，照在雪地上，反射的光透过窗棂在纸面上，明晃晃的。
他提笔蘸墨，开始批阅年前积压的奏疏。
正月初二，宫里还没正式开朝，但通政司已经开始往乾清宫递本章了。
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正旦节通政司不奏事，但从初二开始，紧要奏疏一律照常递送，不得延误。
百官要是知道，多半又会这是“有违祖制”。
但万历不在乎。
祖制是让人办事的，不是让人偷懒的。
更何况，他等不起。
一条鞭法的旨意已经发出去了，接下来各省督抚的反应、户部的核算、地方的执行，每一步都需要盯着。
稍一松懈，底下的人就会打马虎眼。
他批了一上午的奏疏，直到午膳时分才搁笔。
张宏端来御膳房备好的菜，一碟清蒸鲈鱼，一碗羊肉羹，几样时蔬，外加一碗米饭。
万历吃得很快，目光始终没离开案头那一摞文书。
“陛下。”
张宏忍不住开口，“今儿才正月初二，您歇一歇吧。年前忙到年尾，这年节里也不得消停，身子怎么吃得消。”
万历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
“张宏，你朕歇一歇。可这天下的事，能歇吗？”
张宏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朕十六岁那年，张先生就跟朕，皇帝是不能歇的。你歇一天，底下的人就歇十天。你歇一个月，底下的人就能歇一年。”
万历放下筷子，语气平静，“那时候朕觉得他是苛责朕，心里还怨恨过。现在想想，他得对。”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不过，他也没做到。”
张宏不敢接话。
张居正的名字，在乾清宫里始终是个敏感话题。
陛下提起他时，语气总是复杂得很——有恨，有敬，有不甘，也有一丝不清道不明的惋惜。
“行了，撤了吧。”
万历摆摆手，重新拿起朱笔。
正月里的日子过得飞快。
初五开朝，百官上贺表，殿内一片喜气洋洋。
万历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跪拜的群臣，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意，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
应天巡抚的奏疏，该到了。
江南距离京城两千余里，六百里加急也得走四五天。
他正月初二发的密谕，快马送到应天府，巡抚接了谕旨，进行调查，再写回奏，一来一回，最快也要到二月初。
可万历等不及二月初。
他让通政司把江南来的奏疏，一律优先递送。
不管是钱粮奏销、河工修筑，还是地方刑名，只要是盖着应天巡抚关防的，直接送乾清宫，不用经过内阁票拟。
张四维对此颇有微词。
有一日在内阁值房里，他和申时行起这事，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满：“陛下对江南的事，盯得太紧了。应天巡抚的奏疏直送乾清宫，不走内阁，这不合规矩。”
申时行放下手里的茶盏，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元辅，陛下不是不信内阁。”
“那是什么？”
“是太在乎一条鞭法。”
申时行的声音不高，却一字一句都在实处，“江南是天下财赋之半。一条鞭法在江南推行得如何，关乎朝廷岁入，关乎边防军饷，也关乎陛下这道正月初二旨意的成败。他不是不信内阁，是不敢有丝毫耽搁。”
张四维听完，半晌没话。
“汝默。”
他忽然开口，“你怎么总能比我看得透？”
申时行摇摇头，苦笑一声：“不是看得透，是想得少。元辅想的是规矩，我想的是陛下的心思。规矩是死的，但陛下的心思是活的。”
张四维叹了口气，不再话。
二月初三，应天巡抚的奏疏终于到了。
那天下午，万历正在乾清宫里看蓟镇来的军报，张宏快步进来，双手捧着一封火漆封口的奏疏：“陛下，应天府六百里加急。”
万历立刻放下手里的军报，接过奏疏。
他划开火漆，展开奏本，一目十行地往下看。
应天巡抚郭思极的字写得一般，十分中正，但内容却写得极为详尽。
奏疏里，一条鞭法在江南推行以来，因为江南商贸繁盛，白银流通充足，百姓纳银比北方顺畅得多。
往年征收实物赋税，光是运输损耗就要折掉两成，现在改征白银，省了运费，也省了中间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
这是好的方面。
但郭思极也指出一个问题——折银标准不统一。
而这，正是万历此前在给他的密谕中反复强调的核心——所有钱粮改制事宜，必须先行奏报朝廷，待御批明确后方可施行，任何地方官员都不得擅自更张朝廷法度。
“苏州府每亩折银一两二钱，松江府每亩折银一两，常州府每亩折银八钱，镇江府每亩折银六钱。相邻四府，折银悬殊，百姓多有怨言。”
“更可虑者，部分州县将丁役折银定得过高。一个壮丁，应役一年不过出工三十日，折成银两却要二两。贫苦农户一年收入不过十余两，交了田赋，再交了丁银，所剩无几。丰年尚可勉强支撑，若遇灾年，便有卖儿鬻女之虞。”
“臣请陛下，可否酌情调整折银标准，使贫苦民得以喘息。”
万历看完，把奏疏放在案上，手指在“折银标准”四个字上轻轻敲了敲。
“祖父。”
他在心里叫了一声。
“朕看到了。”
嘉靖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意料之中的了然，“一条鞭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折银标准。同样的田亩，在苏州折银一两二钱，在湖广折银三钱，在贵州折银一钱五分——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张居正当年为什么没解决？”
“不是不想，是来不及。”
嘉靖叹息道，“一条鞭法从万历四年开始试点，到万历九年才全国推行。张居正要赶在阻力全面爆发之前把法度立起来，只能先解决‘要不要一条鞭’，顾不上‘怎么一条鞭’。折银标准这种事，太细了，也太容易扯皮了。各省有各省的算盘，各府有各府的难处，要统一，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朕。”
“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得那么早。”
嘉靖的语气里难得有一丝替张居正话的意思，“他若再活十年，也许能腾出手来收拾这些细处。可惜，天不假年。”
万历没有话。
他重新拿起郭思极的奏疏，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这一次，他看得很慢。
每一个数字，每一处地名，每一条陈述，都在他心里盘算了一遍。
苏州一两二钱，松江一两，常州八钱，镇江六钱。
四个府，挨在一起，折银标准却差了将近一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苏州的农民比镇江的农民多交将近一倍的银子，种同样的田，纳同样的赋，却要承受完全不同的负担。
这不公平。
但反过来想，苏州的土地肥沃，亩产本来就比镇江高，田价也比镇江贵。
如果硬要把折银标准拉平，苏州的田主会怎么想？
他们会觉得自己吃了亏，会托关系找门路，会想办法把这部分负担转嫁到佃户头上。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最底层的农户。
“你打算怎么办？”嘉靖问。
“郭思极得对，折银标准必须调整。”
万历的声音平静，“但不能一刀切。一刀切，就会有人钻空子，有人喊不公，有人趁机闹事。”
他铺开一张空白御笺，提笔蘸墨，在郭思极的奏疏末尾批了一行字：
“着户部会同各省，议定统一的折银标准。先自江南始，渐次推广。务使田赋有等，丁银有差，上不亏国课，下不累民生。”
写完后，他没有立刻搁笔，而是又看了一遍。
“先自江南始，渐次推广。”
这是他在万历十年在湖广等地已经用过的法子，只是那时不是‘一条鞭法’，而是暂时施行‘银粮并征’，不过当时给的反响还不错。
现在，他要把同样的法子用在一条鞭法上，先在三个省试点，看看效果，再推之全国。
江南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也是情况最复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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